印尼华侨华人：下南洋经商致富 兴族群广施文教

　　“日久他乡即故乡，晨昏须上祖宗香。”这句诗描述了印尼华侨华人的生活，他们在异乡闯荡，为了更好的生活，把异乡当成故乡，努力打拼经营自己的事业，但无论何时都心系故土，勿忘根源。

　　据史料记载，最早从9世纪下半叶晚唐(约公元879年)开始就有广东人赴印尼谋生，印尼华人的先祖在1000多年前漂洋过海南渡，落地生根。

　　在印尼首都雅加达，南方日报记者先后探访了印尼唐人街和错落其间的中国寺庙、远在郊区的印尼客家文化博物馆、印尼客属联谊总会、广肇总会以及印尼-中国经济社会与文化合作协会，追寻华侨华人先民为中印文化交融做的贡献。

　　历史

　　兰芳共和国印记华人南洋史

　　据印尼政府2014年公布的数字，印尼有300多个民族，华人约占人口总数的5%，超过1000万人。但华侨华人来到这个国度，却经受了比其他地区更为曲折的融合历程。

　　黄昆章所著的《印尼华侨史》中写道，汉代可以作为印尼华侨史的序幕，唐代可作为印尼华侨史的开端。至宋代，特别是南宋时期，印尼华侨社会初步形成。元末明初，印尼华侨社会已经相当繁荣。

　　最早从晚唐(约公元879年)开始，就有广东人移居印尼。早期许多广东人前往南洋谋生，其中有些人擅长经商，颇受当地酋长的敬重。乾隆年间，一个在南洋历史上颇有影响的人物罗芳伯登上了历史舞台。

　　据史料记载，广东梅县客家人罗芳伯“少负奇气，生性豪迈，行侠好义，喜结纳”。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35岁的罗芳伯决定下南洋谋生，历经风浪，从一个叫“三发”(今天的印尼西加里曼丹省)的地方上岸。

　　起初，罗芳伯以教书为业，他有文化、有胆识、有才能，又懂武术，身体壮实，既能团结侨胞，又能与当地土人合作，深受当地人民和华侨的拥戴。罗芳伯在站稳脚跟后，积极联络当地土族头领，成立华侨与当地民众相结合的军队。

　　1777年，罗芳伯与潮州人陈兰伯一起在东南亚西婆罗洲(现称西加里曼丹)坤甸成立了“兰芳公司”，是个类似于东印度公司的含有政治色彩的团体组织。由于不少当地土著酋长都要求兰芳公司保护他们，罗芳伯又在坤甸成立“兰芳大统制共和国”，并担任共和国元首，总揽国家保安及各部族之间的协调工作。而各部族的内部事务，仍然由酋长负责。在国势最高峰时，兰芳共和国的势力范围占有整个婆罗洲。历史上，兰芳共和国也曾向清朝称臣，并派员前往北京朝贡。

　　1886年，这个在异域建立起来的华人小国，遭到荷兰殖民主义侵略军的猛烈进攻，终因武器太差而失败，这个华人国家也不幸灭亡。兰芳共和国共存在了110年，尽管时间短暂，但作为华人在海外建立的第一个共和国，印记了广东华侨华人在南洋的历史足迹。

　　及至19世纪，中国移民海外人数日益增加，华人社团组织也以各种地缘、族缘、语缘形式集结发展起来。印尼各地的广东会馆、同乡会大约在1880年前后开始纷纷成立，潮汕、客家、广府的华侨华人纷纷设立会馆、社团，修建庙宇，守望相助。

　　印尼各地分布着客属团体、广肇会馆、惠潮嘉会馆、梅县同乡会、惠州会馆、潮州会馆、蕉岭同乡会及大埔同乡会等等。如创建于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的惠潮嘉会馆，原为广东公祠，为惠州、潮州、嘉应州(今梅州)3府25县乡亲的联谊组织。

　　商业

　　著名侨领张弼士留下爱国轶事

　　华侨华人在印尼辛苦打拼，主要以经商为主，一些广东籍华侨先辈依靠勤奋致富，这其中就不能不提到晚清张弼士的故事。

　　张弼士1841年出生于广东大埔，年幼时生活贫困，为人放牧。18岁时出洋谋生，在雅加达一个华侨纸行当小工，得到店主信任，招为女婿。以后继承岳父遗产，销售各国名酒，后来又得到荷印政府信任，承包了研究专利权，获巨利。后来成立裕和公司，在亚齐及日里等地投资椰子、橡胶、咖啡及水稻垦殖业等，终成巨富。爱国的他又回到祖国投下巨资。1894年，在烟台投资300万元创办张裕酿酒公司，成为经久不衰的民族品牌。

　　他的爱国情怀更反映在召集印尼广东华侨张煜南兄弟回国兴办潮汕铁路一事。1899年，清政府委任张弼士为佛山铁路总办，他邀请祖籍梅县、在苏门答腊靠种植业发家的张煜南、张鸿南回国商讨兴办铁路事宜，着手筹建潮汕铁路。这条铁路南起汕头，北至潮安，全程39公里，于1906年10月完工。这条铁路较美国华侨陈宜禧创办的新宁铁路早两年，成为海外华侨回国创办的第一条铁路。

　　张弼士在南洋华侨中享有极高威望。他曾捐赠8万元创办马来西亚第一所华侨学校——华中小学。该校长期供着他的头像，教职员早晚焚香供奉，足见对他的敬仰。

　　印尼华侨一直保持着善于经商的传统，今天在印尼仍有不少成功华人企业家。印尼广肇总会的秘书长黄贤安祖籍开平市马冈镇，出生在苏门答腊。黄贤安从小在新加坡念书，能说很流利的英语。9月22日至24日举办的第五届世界江门青年大会是广肇总会2016年的主要工作，黄贤安认为，响应中国“一带一路”的战略，世青大提倡了“共赢”的精神，让更多印尼人看到“一带一路”的实际好处，更有效地推动开展。他认为，目前印尼与中国的关系是有史以来最好的阶段，华侨华人对当地的贡献仅限于经济方面是不够的，应该在社会、教育、文化等方面展示出更大的贡献。他笑着说：“希望有一天，粤剧《薛仁贵》能用印尼语唱，文化的碰撞融合会带来很美的意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