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梁英明
    
    《侨务工作研究》2004年第4期发表的《东南亚华校发展模式的新思考》一文，根据东南亚各国华文学校的发展历史和现状，分析了传统华校面临的危机及其根源，并指出东南亚华校发展的模式“必须把握住两个关键的定位：一是华校在本地教育体系的定位；二是华文课程在华校的定位。”作者的结论是：“在融入当地国民教育体系的华校里，所在国的语言理所当然就是‘母语’，而华文课程作为一门重要的课程，定位于第一或第二外语，泰国和菲律宾等国华校都有此类比较成功的模式。”对作者在该文中的这些分析和论证，笔者表示赞同。然而，对该文中提到的华文学校和华文教育这两个概念的内涵，笔者却有一些不同的理解，值得提出进一步商榷。
    
    关于战后东南亚华文教育的变化发展及其面临的问题，若干年前就曾有过一些不同意见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战后东南亚华文教育的发展前途问题。一种意见认为，目前东南亚正在出现华文学习的热潮，因此华文教育已走向复兴；另一种意见则认为，东南亚的传统华文教育正在走向衰落，目前一些人学习华文的热情，并不是华文教育的复兴。笔者和一部分学者是持后一种观点的。可惜的是，这一争论并没有深入下去，其主要原因是争论双方对华文教育这一概念的理解不同。
    
    持第一种意见的人认为，只要讲授华文，就是华文教育，只要设有华文课程的学校，就是华校。因此，他们将一些华文补习班，讲授华语口语的导游培训班，为汉语水平考试（HSK）而举办的培训班，以及某些外国大学里开设的中文系或汉学系，一概视为华文教育，因此得出的结论自然是华文教育正在欣欣向荣。笔者认为，这是对华文教育这一概念内涵的误解，并曾多次撰文予以详述（见《华侨华人百科全书》的总论卷，第631-640页）。但是，为了从理论上说明这个问题，笔者感到仍有必要进一步澄清华文教育这一概念的确切含义。
    
    众所周知，学校教育并不是仅限于传授知识，或者说，它更重要的作用并不是传授知识，而是一个民族的文化传承。因此，所谓华文教育就是以华文为母语和主要的教学媒介，以培养学生对祖国（中国）和中华文化的认同和热爱为目的的学校教育。进行这样的教育的学校就是真正的华文学校。已经存在几百年的东南亚华文学校，与华文报刊和华侨社团共同构成了维护华侨社会的三大支柱，它在培养华侨子女的爱国主义和中华民族主义思想方面发挥的作用已经为历史所充分证明。从辛亥革命到抗日战争，东南亚各地的爱国华侨青年奔赴祖国抗日前线，其中不少人还为保卫祖国而英勇捐躯。祖国大陆解放以后，更有大批东南亚青年学子回国学习，献身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显然，东南亚华侨子女的强烈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热情是同东南亚华文教育的积极作用分不开的。
    
    在历史上，东南亚各地华人学生所受教育可以分为三个源流，即当地语文源流，西方语文源流和中华语文源流。这三个语文源流培养出来的华人学生，在国家认同，民族认同，以及文化认同方面都显示出明显的差别。日本占领时期，由于东南亚原有的西方语文学校都被取缔，一部分华人子女遂改入华文小学学习，后又升入华文中学，有些人还回到祖国大陆继续深造。这些人在受到华文教育后，他们的认同趋向也跟着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另一方面，长期受西方语文或当地语文教育的华人子女对中华文化的淡漠无知，同样是所受外国语文教育的结果，是十分自然的事情。以著名的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的大家族为例。据新加坡《联合早报》对陈嘉庚的嫡长孙陈立人的专访报道，陈嘉庚家族的大多数成员从1950年代即开始进入英文学校受教育，因此陈立人认为，“对他们而言，要了解中国文化，语言首先就是一条困难的途径”。该报还说：“陈立人坦承，历史时空，语言文化背景，生活环境等因素的变迁，使得陈嘉庚强烈认同中国的情感，在其后代之间的传承上有困难”。这个真实的例子，充分说明了华文教育在培养华侨子女对祖国（中国），对中华民族，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和感情方面，具有决定性作用。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东南亚各殖民地纷纷独立，华侨也先后加入居住国的国籍，成为其华裔公民。东南亚华侨对国家认同的转变，各国推行的文化教育政策，都使东南亚原有华校失去了存在的社会基础和法理依据。因此，传统华校及华文教育的趋向衰落是无可避免的。无论我们喜欢不喜欢，这是我们必须认清和面对的现实。从80年代到9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成功和经济的迅速发展，又使东南亚各国政府以及华人社会重新看到了华文的价值。于是，各类华文补习班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甚至当地的原住民也开始学习华语。甚至在华文学校遭到30多年禁锢的印度尼西亚，也出现了许多“三语学校”。这一现象使得某些人认为“华文教育重现生机”。然而，只要我们冷静思考和认真分析，就不难看出，这一现象同50年代东南亚华文教育的蓬勃发展已有本质的区别。
    
    诚如《东南亚华校发展模式的新思考》一文所指出，这些学校，补习班或培训班都是将华文华语作为外国语来讲授的。它们的教学媒介并不是华语，它们只是将华文华语作为一种外国语言工具来教授，尽管学生在学习华文华语的过程中也会接触到中华文化，并从而发生某些兴趣或爱好，但是这些学校的功能决不是要学生重新认同于中国。因此，正确的说法应该是：这类学校只是在进行华文教学（Chinese teaching，Chinese learning），而不是在进行华文教育（Chinese education）。至于在当地高等学校中设立的中文系或汉学系等等，也只是将中国语言和中国文化作为学习研究的对象，因此称为汉学研究（Chinese Studiesor Sinology），更谈不上什么华文教育的复兴。此外，将我国有关机构举办的对外汉语教学和汉语水平考试（HSK）等等也列入海外华文教育的范畴，那就更是太离谱了。
    
    可见，华文教育与华文教学虽只有一字之差，其内涵却是完全不同的。我们决不能将华文教学与华文教育混为一谈。今天，英语已经成为一种国际通用的语言。在我国，英语是各级各类学校的第一外语，大家学习英语的热情和积极性正在与日俱增。但是，难道我们可以据此得出结论说，中国正在推行英文教育吗？难道我们可以认为，英文教育正在中国复兴或“重现生机”吗？显然不能。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中国的学校进行的是英文教学，而不是英文教育。
    
    我们还是以华人占人口大多数的新加坡为例。由于新加坡与中国经济贸易关系的发展，华文在新加坡越来越受到重视。新加坡华文教学检讨委员会正在起草一份华文教学白皮书，准备对华文教学进行重大改革，“以通过灵活制度确保不同家庭用语背景的华族学生能尽量掌握华文，而一些父母也能选择让自己的孩子学习更高程度的华文，把华文当做主要用语。”显然，新加坡对华文教学政策的重大调整，将使新加坡华人的华文水平有明显的提高。然而，请注意，该委员会以及李光耀就此事发表的讲话中，全都使用“华文教学”一词，而从来不使用“华文教育”一词。这是一种科学的，准确的说法。它完全符合新加坡和东南亚所有国家华人社会的现实以及当地政府的政策目标，这是我们必须正视和重视的。
    
    在现今东南亚各国的各类华文补习班或三语学校中，既然华文只是作为一种外国语来讲授，那么，这些学校就不再是华文学校。就以对待华裔公民的政策比较宽松的泰国来说，1993年由华裔斥资兴办的华侨大学，曾由泰国国王亲临主持开学典礼。但是，这所大学的各种语文课程是分别用泰语，英语和华语讲授的，因此它“并未标榜为一所华文教育机构”。泰国的华裔前副总理披猜·叻达军（陈裕财）明确指出：“泰国教育政策鼓励第二语文或学习主要外语，华文应相当于英，法，德文。但办一所华校显然是没有必要及不合适的。”这类只是将华文作为一门外语来讲授的学校，难道还能称为华文学校吗？难道称为泰文学校不是更为准确，更为贴切吗？
    
    在外国普通高等学校中设立中文系或汉学系，或相关研究机构，是因为有这个需要。中国具有悠久的文明历史和优秀的文化传统，一直吸引着世界各国的专家学者不断研究探索。在欧美国家里，汉学研究已有数百年的历史，并出现过不少著名的颇有成就的专家，即汉学家。还有不少学者在研究藏学和蒙古学等等。在东南亚地区，原住民研究汉学的兴趣则开始得比较晚，但汉学研究今后肯定将成为一门“显学”，这是毫无疑义的。显然，将各类学习或研究中国语言文化的教育机构都纳入“华文学校”的范围，只能引起概念的混乱，而无助于正确认识当今东南亚华文教育问题的现实，当然也无助于我们对海外华人学习华文的要求采取适当的应变之策。
    
    战后东南亚华侨转变为居住国的华裔公民，对华人社会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传统的华文教育和华文学校已经完成了它们的历史使命。新兴的华文教学具有新的内涵，它们应该而且必须承担新的任务。因此，我们的认识也必须与时俱进，而不能用已过时的陈旧的概念来分析新的事物。历史上沿用的，大家习以为常的说法，包括华人社会的习惯说法，并不一定是科学和准确的。在研究海外华人社会的变化发展时，对华文教育，华文学校，华人经济，华人企业，华人资本等等，都必须有严格的科学界定，否则，就必然引起思想认识上的混乱，而不可能正确认识事物的本质。《东南亚华校模式的新思考》一文从新的角度观察现今东南亚华文教育存在的问题，是实事求是的，所提出的解决途径也是可行的。笔者认为，将一些根本概念进一步澄清，将有助于作者设想的真正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