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改变了中国的命运，也震惊了世界。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
    
    中国共产党诞生的过程中，华侨做出了重要贡献，但长期以来因得不到中共党史的肯定而鲜为人知。舒志超先生写道：“长期以来，由于‘左’的思潮影响，一提华侨就和‘资产阶级’等同起来，一提‘海外关系’，就和里通外国联系起来。这严重地影响了华侨史的研究。尤其是在中共党史中，要找到‘华侨’二字是很不容易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这种情况开始有了改变，在《中共党史大事年表》中已有三处提到了华侨，说明在编写中共党史中已经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但是还很不具体，如华侨对建党的贡献，在党领导下的各个革命时期华侨的作用，华侨对促进国共合作扩大革命统一战线的作用，以及华侨领袖和华侨英雄模范人物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贡献等问题在中共党史中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反映。”（《华侨华人史研究集》（一）第224页《华侨与中共党史》，海洋出版社1989年4月第一版）舒先生敏锐地感觉到了“开始”，而开始以后的情况令人十分欣慰。2002年，山西人民出版社和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由《中国共产党编年史》编委会编写的12卷的《中国共产党编年史》（以下简称《编年史》），书中多处提及华侨，仅有关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史料中，就有近30条。笔者据此以及其他相关史料（主要是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北图出版社1997年版。以下简称《资料选辑》）编写成文，以纪念中国共产党建立84周年。
    
    一、 革命热情高涨 活动频繁
    
    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结束了中国实行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但由于阶级的局限性和帝国主义、封建势力的强大，辛亥革命后的中国仍处在三座大山的压迫之下。旅居海外的华侨，走出国门的留学生，亲身感受到积贫积弱的中国任人宰割的不幸和屈辱，他们期盼祖国的强盛，思考着、讨论着祖国的未来。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得到各地华侨的响应和声援。苏联、美国、日本以及西欧、东南亚的华侨集会、游行、发通电，甚至抵制日货，以表示他们对西方列强和军阀政府的愤怒。《编年史》记载了以五四运动为标志的各地华侨的爱国活动。
    
    （一）在日本。1919年5月7日下午，千余名留日学生和华侨列队分头向各国驻日使馆进发。向美、英、法、俄等十几个驻日使馆递交了呼吁收回山东主权、争取国际友人主持正义的宣言。《编年史》记载了旅日学生的两次爱国行动。“1919年4月11日留日学生痛斥张宗祥。北京政府驻日公使张宗祥离东京回国。行前中国留日学生30余人赶到车站，痛斥其卖国罪行，将写有‘卖国贼’、‘矿山铁道尽断送外人’、‘祸国’等字样的旗，抛向张所乘坐的车中。”（《编年史》第30页）再一次就是1918年5月，为反对《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中国留日学生罢学归国。苏联十月革命胜利后，日本军国主义出于对社会主义的恐惧和仇恨，企图勾结苏联内外的反动势力，扼杀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他们极力怂恿当时中国的北洋军阀政府出兵干涉苏联，并于1918年5月16日同段祺瑞政府签订了《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这一倒行逆施，引起了国内舆论的强烈反映，工人、学生、工商业者齐声反对。留日学生与之相呼应，“多次集会，反对日本借口防俄出兵中国”，并成立组织，发表文告，揭露“倭奴之野心，亡国之惨祸”，号召留日学生“速归祖国！！！速救祖国！！！”。为此事先后回国的留学生达2506人。（《编年史》第10页）
    
    （二）在西欧。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英、法、意等27国于1919年1月18至6月28日在法国巴黎举行所谓的“和平会议”。会上，帝国主义列强无视中国主权和战胜国地位，蛮横地否决了中国代表团的正义要求，而中国军阀政府的代表却准备在和约上签字。这一消息，引发了后来史称的“五四运动”。旅法的华工和留学生始终关注“和会”的动静，多次集会、演讲，并多次到出席会议的中国代表团住处交涉，反对在和约上签字，呼应国内“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斗争。6月28日，“和约签字之日。旅法华工和留法学生又将中国代表的住所包围，不允陆征祥等去出席会议。”在国内外各界爱国群众的强大压力下，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才声明：山东不保，和约不能签字。“中国代表拒绝在和约上签字，这是五四运动取得的重大胜利。”（《编年史》第45页）出席和会的中国代表顾维钧在其回忆录中叙述了当时的情形：“在巴黎的中国政治领袖们、中国学生组织，还有华侨代表，他们全都每日必往中国代表团总部，不断的要求代表团明确保证，不允保留即予拒签，他们还威胁道，如果代表团签字，他们将不择手段加以制止。”《编年史》还记载了旅法勤工俭学生的“二二八运动”（第107页）、以及他们组织“勤工俭学会”到工厂帮助华工建工会（第110页）和旅法华人举“拒款大会”（第118页）等。
    
    （三）在苏俄。在苏联，华工的活动是公开合法的，并得到苏政府的支持和鼓励。比如：1920年6月18日，旅俄华工在莫斯科举行中国工人第三次全俄大会。“出席会议的代表60人，代表10万华工。”“苏俄人民代表加里宁、翟趣林到会祝贺。”（《编年史》第78页）旅俄华工高度评价，五四运动。1920年7月28日，参加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刘绍周在大会发言中说：国内人民的爱国运动，虽然遭到反动政府的镇压，但“运动还是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因为它焕发了群众的革命精神”，“学生们明白了，光是他们什么也干不了，开始奔赴工人群众的事业。中国工人也开始懂得他们是力量”。他还希望第三国际援助中国革命。并说“援助中国革命不仅对中国本身具有意义，而且对全世界革命运动也具有意义，因为现在中国劳动群众的强大的革命运动是可以对抗贪得无厌的日本帝国主义的惟一因素”。（《编年史》第81页）《编年史》还记载了旅俄华工刘雯到“北京政府外交部面呈旅俄华工要求在莫斯科设领的请愿书”（第20页）以及旅俄华工联合会和华员局的活动。
    
    华侨、留学生的这些活动是对五四运动的宝贵支持和声援，它们互相呼应，摇撼着军阀政府的反协统治，也让世界看到中国工人阶级的革命精神和革命力量。这无疑也折射出华侨和留学生中先进分子的觉醒。
    
    二、 架起了为沟通共产国际的桥梁
    
    《编年史》“前言”写道：“在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的帮助下，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正式宣告中国共产党成立。这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在共产国际（亦称第三国际）帮助中共建立的过程中，华侨起了什么样的作用呢？《编年史》有如下记载。
    
    （一）旅俄华工刘绍周等参加了共产国际第一、二次代表大会，并参与其工作。刘绍周，广东高要人，1897年随其父到俄国。他于1917年4月18日，创办“中华旅俄联合会”（第二年改名为“旅俄华工联合会”）并任会长。1919年3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送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当时侨居俄国的旅俄华工联合会主席刘绍周（又名刘泽荣）、莫斯科分会主席张永奎应邀列席大会”（据有关资料记载，此前的1918年11月30日，列宁曾接见刘绍周和张永奎）。刘绍周在大会上宣读的祝词中历数西方列强“空前的进攻中国”，“企图奴役中国使之变为殖民地”的罪恶；揭露欧洲帝国主义，支持其在中国的代理人“企图把中国的民族运动限制在有利于他们的范围内”的真实面目。并说：“我作为中国组织的代表来参加共产国际代表大会，深感荣幸。我不仅代表我所在的小组，也不仅代表成千上万散居俄国各地的中国无产者，而是代表几万万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向旗帜鲜明地誓同残暴的世界帝国主义进行斗争的第三国际致以热烈地祝贺。”（《编年史》）第25页）
    
    1920年7月19日，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彼得格勒召开，“中国旅俄华工刘绍周和安恩学代表俄国共产党华员局（即侨居苏俄的中国党员组织的中央机构）列席了这次会议，刘绍周并参加了由列宁等19人组成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参加了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罗易的《补充提纲》的研究和讨论。”28日，刘绍周还在会议上做了发言。（《编年史》第81页）
    
    （二）俄华人杨明斋以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身份来华考察。杨明斋（又名杨好德），山东平度人，1901年到海参崴谋生，后参加俄共（布）领导的工人运动。十月革命后加入俄共（布），在海参崴以华侨联合会负责人身份从事革命活动。1920年3月，共产国际决定派维经斯基率代表团来华，“了解中国国内情况，同中国革命组织建立联系，同时考察是否有可能在上海建立共产国际东南亚书记处”。杨明斋以维经斯基翻译的身份一同来华。（《编年史》第71页）他们先后在北京、上海与李大钊、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等人，座谈讨论“十月革命后苏俄的情况和中国社会改造问题。”1920年5月（维经斯基到沪的当月），“陈独秀等在上海发起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参加者有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邵力子、陈望道等20余人。这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前身。”（《编年史》第76页）
    
    （三）杨明斋陪同张太雷出席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1921年1月，张太雷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广州起义的领导人之一）奉李大钊之命“接受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委托赴伊尔库茨克，参加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工作，并任中国科负责人”（《编年史》第106页）据《资料选辑》称，张太雷到伊尔库茨克时，是由杨明斋陪同的。他们向远东书记处递交了《关于中国共产主义支部的情况的报告》和《关于建立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中国支部的报告》。报告称：“按照常例，各个国家的共产党都要成为第三国际属下的支部，中国支部也隶属于共产国际组织。因此，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之间的关系，也必须遵循同样的组织联系的原则……”（《资料选辑》第49页）当年六月，他们离开伊尔库茨克前往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张太雷、杨好德作为正式代表出席大席”。张太雷在会上介绍了中国正与帝国主义作斗争的情况。并说：“自从俄国无产阶级革命以来，中国的工人他开始觉醒。小规模的罢工在中国不断地发生。我们必须把这些正在成长的运动置于我们的影响之下”。（编年史第116页）
    
    无论是刘绍荣、张永奎、安恩学在共产国际会议上的活动以及与列宁的接触，还是杨明斋的一系列活动，无疑为共产国际了解中国革命、帮助中共建立起了架桥铺路，穿针引线的作用。是他们走出了中共迈向共产国际的第一步，代表中国工人走上共产国际的舞台，为中共的建立接上了“组织关系”。
    
    三、 吸纳推介马列主义到中国
    
    毛泽东同志指出：“中国人找到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俄国人介绍的。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国人民不但不知道列宁、斯大林，也不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359-1360页）
    
    （一）旅俄华工积极投身十月革命。十月革命发生的1917年，俄罗斯有23万华侨。他们来自中国的山东、新疆、河北等省及哈尔滨、大连等城市。他们分布在俄罗斯的广大地区，莫斯科、彼得格勒、乌拉尔以及北部和远东各地。华工从事最艰苦的劳动，拿最低的工资。据有关资料记载，修筑摩尔曼斯克铁路的各国工人每个工作日的工资标准分别是：英国人为七八个金卢布，俄国人为1卢布20戈比，华工为80戈比。旅俄华工的地位决定了他们最易接受马列主义，也最拥护十月革命。他们是十月革命的参与者，也是十月革命的传播者。
    
    据苏联报纸披露，1919年在红军游击队和全俄肃反委员会中工作的有将近四万名中国同志。（《资料选辑》第37页）旅俄华工出现在苏军中是1917年的事，在《资料选辑》中记录的部队番号有第一乌拉尔混编步兵师中国国际营、彼得格勒国际支队红军国际团中国连（第3连）、第四十六狙击师狙击支队中国连、土耳其前线特务团中国连、第二十七步兵狙击师中国团、第三十九狙击师国际狙击团（该团在册战士1045人，其中65%是中国人）、第二十一莫斯科苏维埃步兵团中国营等。所有的中国部队都受到当时报纸的广泛赞扬。说“他们守纪律、有毅力，在战斗中表现顽强”，是“最坚强最可靠的队伍”，“他们不愿意可耻地投降”，“直到生命最后一息仍然忠于职守”。有的报纸以《中国人英雄》、《英雄》等标题介绍中国人的事迹。在这些中国人部队中涌现出一批优秀的指挥员，如孙富元（任莫斯科第21步兵团中国营营长）、单清河（任彼得格勒中国国际支队政治委员）、任辅臣（创建中国团并任团长）、申钦贺（华人特别部队司令部政治委员）等。他们“指挥出色”、“勇于献身”。任辅臣在战斗中牺牲后，《公社社员报》于1918年12月28日发表的纪念文章说：“他把自己的生命贡献给了全世界被压迫人民的事业，他永远活在战士的心中。”还值得一提的有李富清（生于沈阳），他1917年参加红军游击队（1918年被改编为红军）。1919年初，他同其他200多人（其中有70多位中国人）奉调到彼得格勒担任列宁的卫士。一个多月后，他随列宁到了莫斯科。当年夏天，他随卫队调往南方前线与邓尼金作战。1924年列宁逝世时，他以军校学员身份为列宁守灵。
    
    中国人部队的英雄行为，苏联报纸解读其原因有两条：一是华籍共产党员的影响。报纸说：“华籍共产党员认为，给予英勇地反击武装干涉者及白匪军的苏维埃共和国以实际援助，是自己的首要革命天职。他们不仅身体力行地加入红军的游击队，而且还引导自己的同胞也这样做。”二是部队教育的结果。报纸称：在所有华人军队中，都有按照军队党组织的模式建立起来的党组织。他们在部队政治机构的领导下，在自己的每一个分队、小队的成员中进行日常的政治、文化教育，广泛传阅华文报《华工》。（《资料选辑》第38页）
    
    （二）“华员局”与国内革命组织加强劲联系。1920年7月，旅俄华工联合会，在莫斯科举行第三次全俄大会。会议根据旅俄华工联合会中的党组织的建议，6月25日在莫斯科建立了“俄国共产党华员局（以下简称“华员局”）”。俄共（布）中央组织部批准“华员局”为侨居苏俄的中国党员组织的中央机构，并批准了该局拟定的章程。（《编年史》第78页）“华员局”成立的第二天，党团给列宁的信中说：“俄罗斯社会主义共和国是我们的堡垒和希望，我们追求的是中国工人和农民的解放。”“华员局”并试图与国内的革命组织取得联系。1920年，“华员局”派十名共产党员回国活动；另一方面，国内的革命组织也竭力设法与他们取得联系。（《资料选辑》第34、35页）华南的工人组织在致俄国华侨书中写道：“你们回国后，将在自家兄弟之间播撒俄国革命的种子，唤起他们为建立一个社会主义新中国而努力奋斗”。中国革命组织还派代表团到苏了解华工共产主义运动的进程，学习十月革命的经验。1921年春天，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开办的，由杨明斋担任校长的上海外国语学社选派刘少奇、任弼时、罗觉（罗亦农）、萧劲光、何今亮（汪寿华）、王一飞、傅大庆、彭述之、许之祯等20名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分三批赴苏联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编年史》第111页）
    
    （三）旅法勤工俭学者在实践中学习、传播马列主义。《编年史》称，1918年9月19日，毛泽东为赴法勤工俭学到北京。还写道：早在1912年，蔡元培、吴玉章、李石曾、吴稚晖等人在北京就建立了“留法俭学会”，鼓励青年以低廉的费用赴法国留学。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因法国严重缺乏劳动力，李石曾、吴稚晖等与法国一些知名人士又发起并建立了“华法教育会”，号召和动员青年去半工半读。1918年6月，新民学会决定派人赴法留学及勤工俭学，并派蔡和森先行到北京进行联络。9月19日，毛泽东一行25人到京，准备赴法勤工俭学。（《编年史》第15页）
    
    《编年史》记载：1919年3月17日，第一批赴法学生欧阳钦等89人，自上海启程赴法，毛泽东从北京返湘途中专程到上海欢送赴法青年。“在1919、1920这两年中，中国有20余批共1600余名有志青年赴法，形成了空前的高潮。毛泽东、蔡和森等组织的新民学会在运动中起了先锋作用。”（《编年史》第27页）旅欧的青年学生生活在阶级斗争异常激烈的欧洲，经风雨、见世面，在实践中学习马列主义。他们积极参加社会政治活动、编写宣传刊物，组织群众运动，还与国内的革命组织讨论“改造中国与世界”的课题（《编年史》第79页），希望毛泽东在中国“准备做俄国的十月革命”，于两年内“成立一主义明确、方法的（得）当、和俄一致的党”（《编年史》第84页）。1920年9月16日蔡和森由法国给毛泽东写信，报告第二国际、共产国际和欧美、巴尔干、远东各国建立共产党的情况，并提出“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编年史》第88、89页）。
    
    旅俄的华工、赴法勤工俭学的青年学生、旅日的华侨和留学生，无疑是中国最早接触马列主义的群体。特别是亲历十月革命的旅俄华工，他们中有的人接受了马列主义成为俄共党员，有的当选为苏维代表。在革命的实践中，他们领悟到拯救和改造中国的惟一道路是走十月革命之路。他们想方设法，通过各种途径与国内的革命者联系，共同播撒革命的火种。
    
    四、 华侨中的先进分子成为中共建党的骨干力量
    
    杨明斋随维经斯基到中国后，先后到北京、上海、广州、济南等地参与建党活动。他在上海担任“外国语学社”的校长，发展革命力量，还创办“俄华通讯社”介绍马列主义和十月革命的经验，担任从北京迁到上海的《新青年》“俄罗斯研究”专栏的撰稿人把全部精力投入传播马列主义和中共的建党活动中。1920年8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据《编年史》记载：小组最初的成员有陈独秀、李汉俊、邵力子、沈玄庐、施存统、杨明斋、俞秀松、陈望道、李达等人。到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一大召开时，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有：李汉俊、俞秀松、陈望道、李达、邵力子、沈雁冰、李启汉、杨明斋、林伯渠等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第一个党组织，它建立后，立即开展各种活动，积级指导全国各地建立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织。”（《编年史》第85、86页）《编年史》的记载不仅充分肯定了杨明斋在推动中共建立中的重要作用，还郑重宣示了杨明斋是中共建立的第一个党组织的成员之一，可谓中共党员中华侨华人第一人。
    
    中共的建党活动在国内开展的同时，国外华侨中的革命者也在积极活动。据《编年史》记载，1921年2月，“赵世炎与张申府建立了党的关系，赵世炎、李立三、周恩来等在法开展建党活动”，张申府是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员，1920年底应邀赴法讲学，出国前李大钊、陈独秀曾交待他可在法国发展党员。“不久，出国前在上海参加过建党筹备会的陈公培，接到陈独秀的信，也与张申府接上了党的关系”。“后王若飞、李维汉、傅钟等也参加了建党活动”。（《编年史》第107、108页）《编年史》称颂旅法勤工俭学的青年学生中的“先进分子通过亲身劳动和同法国工人接触，通过阶级斗争的锻炼，通过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逐步树立了无产阶级世界观，成为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和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骨干力量。中国第一代革命家如周恩来、蔡和森、赵世炎、陈延年、陈乔年、王若飞、邓小平、聂荣臻、李富春、蔡畅、李立三、李维汉、陈毅等一大批有志青年都曾投身过这一运动而走上共产主义革命道路。”（《编年史》第27页）。
    
    1922年6月30日陈独秀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说：去年开会时，只有党员50余人，现在党员人数上升，计上海50人、长沙30人、广东32人、湖北20人、北京20人、山东9人、郑州8人、四川3人，留俄8人、留日4人、留法2人、留德8人、留美1人，共计195人。上述数字明确地告诉我们，1922年6月时，中共党员中旅外人士共有23人，占当时党员总数的12%。
    
    综上所述，华侨在中共建立的过程中，在诸多方面都起了重要作用。三年前《编年史》以正史第一次充分地肯定了华侨在中共建立中的历史作用，可谓功莫大焉！它无疑对曾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为国家的繁荣和发展作出过重大贡献的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是一个振奋和鼓舞，鼓舞他们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