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悦诗女士接受记者采访
    
    “人老多怀旧，时常飘荡在昔日快乐的时光里，心醉神驰浑忘时间之消逝，因此无论所为何事都比别人慢半拍。虽然慢半拍讨人厌，我却从中悟出一条‘真理’：回忆使我们年轻。”
    
    倘若对一位78岁的老人说年轻，除了奉承之意外，恐怕也只有讽刺了。可是如果您见到蔡悦诗女士，您一定会为她年轻的心态和形貌惊讶不已。正如她自己所说回忆能使她年轻，然而更多的却是因为她的豁达与幽默。因为她乐观幽默的性格，大家都亲切地称呼她“蔡大姐”。
    
    一
    
    2001年11月11日，蔡悦诗女士又一次来到了厦门大学，这是她的母校也是青春时代爱情与事业的发祥地。和当年的同学漫步在既熟悉又陌生的校园，重温过去的好时光，与同学轻松地调侃，谈笑风生，她那乐观幽默的性格又一次在母校自如挥洒。蔡大姐和她的大学同学来到她原来住过的女生宿舍楼前，指着被她们称为“红楼”的房子调侃起来：“以前我们校长在的时候，在后面，就是女生宿舍红楼，女生宿舍是你常去的，怎么不记得啊。”
    
    “那是笃行楼，我哪里有常去，我们最早来的时候在红楼嘛。我是兔子怕老虎。”蔡大姐的同学忙着为自己辩解。
    
    “我不是老虎，你去找别的，找老鼠也说不定。”
    
    “别的女生对我来讲都是老虎。”说完，她们俩不由哈哈大笑起来。
    
    第一次见到蔡大姐，是大厦门大学的80华诞上。2001年4月6日，众多海内外知名校友云集于这所由侨领陈嘉庚先生创办的被誉为“南方之强”的著名学府。她们之中有像蔡启瑞、曾呈奎这样的资深科学院院士，更有如黄保欣先生、蔡悦诗女士等一批华人。在校庆典礼上，作为嘉庚楼群主楼“颂恩楼”的认建者，蔡大姐发表了一篇谦虚且富含幽默的演讲，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回忆当年高中时，大学生之间流传几句，如果我没记错应该是当时美国耶鲁大学校长的话，他说：‘你们不要疏忽成绩A和B的学生，他们将来可能回到母校当教授。你们也不要小看成绩C和D的学生，他们日后会回来给学校捐建大楼。’这几句话正是十分清楚地说明学校与校友之间的密切关系。他要求老师教导学生要尽心尽力，不分巧拙，学生受教则因资质不同成绩各异，但都感怀恩师，一有机会就会设法回馈母校。回馈的方式各有不同，总的来说可以分成两大类，那些A和B的学生把他们的智慧财产献给母校，他们回到母校，肩负培育下一代的重任，同时也凭借他们在学术上的成就，提升母校声誉。在厦大校史里，不乏这类事实，例如目前的王豪杰书记，陈传鸿校长，还有众多院士就像我们1949级的田昭武学长，他先为教授后任校长，他所主持的固体表面物理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名列全国第一；又像举世知名的数学家陈景润学长等，在为母校争光，诸如此类的最佳例证，不胜枚举。至于那些C和D的学生，由于精力充沛，活动力强，在商场上较占优势。他们没有智慧成果可夸耀，只能献上金钱供学校改善教学环境和增添先进设施。一所大学正如一部电脑，A和B等的学生是软件，C和D等的学生是硬件，硬件跟软件互相结合，就能够发挥作用，但是我也不是说，所有捐大厦的人，都是C、D级的学生，好像我们的黄保欣学长，黄克立学长，他们的捐献是全面的，既有智慧又有实体。还有，我们许多默默耕耘的同学，他们在他们的岗位上尽忠尽职，发挥他们的功效，这个是最值得我们佩服的。各位如果同意我讲的话，大力鼓掌、支持。”
    
    蔡大姐的幽默赢得了全场的掌声。
    
    二
    
    1927年，蔡悦诗出生在晋江市金井镇坑口村的一个基督教家庭。他的父亲蔡建文壮年时就侨居菲律宾。蔡悦诗年幼时即随父亲移居马尼拉，父母的熏陶和生活的磨练，造就了她乐观豁达的性格。
    
    “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的那一年，我随父母定居上海，进的是基督教学校。1945年，抗日战争末期，上海情况混乱，我们举家南迁，回到祖籍福建省晋江县避难，就读培英女中，念了一个学期就毕业了。本来我保送到厦门大学，但是保送的要到长汀，我就说长汀那么远，我不去了，第二年我自己再考，就进厦大。在厦大念完一年以后，我回到上海沪江大学，注册、交费，上课，十天，本来基督教学校和国立大学无论校风、学生的家庭背景都不大相同，可能我在厦大一年，生活习惯无形中‘国立化’了，一旦转到气氛不同的生活学习环境里，顿觉一无是处，就觉得左也不是右也不是，我就退学了，就又回到厦门大学来了。后来我到厦门大学才认识丁政曾（蔡大姐丈夫），那个时候我要是不回来，现在不晓得是哪一家的老太太了。”
    
    丁政曾先生，1925年出生在江苏省扬州市的一个书香世家，他在厦大与蔡大姐相识，1948年毕业后，曾先后赴日本和东南亚各地任职。1952年丁先生与蔡大姐缔结良缘。
    
    1972年，在和蔡大姐结婚20周年之际，夫妇俩开始着手兴建产业，集资成立了开源纺织有限公司，后又投资创设华泰制衣厂有限公司。先生运筹帷幄、夫人掌管财务，两人不畏困难、乐观向上、密切合作，公司很快度过了创业初的困难时期，业务和规模迅速扩大。然而就在事业如日中天之际，丁先生却被诊断患上了严重的糖尿病，经过数次的手术，最后还是令人遗憾的谢世了。
    
    每当回忆和自己携手走过几十年春秋的伴侣，蔡大姐总是那么心驰神往。“政曾敬业乐业，这是与他相识的人一致公认的。他心算神速，所有筹划都在脑子里盘算，从不用笔记录，我常说他是头我是手，我们配合得颇为默契。政曾是个坐言起行的人，我却是随着年龄愈来愈慢，从前比人慢‘半拍’，现在是慢‘一拍’。”
    
    相濡以沫的爱人离她而去了，然而蔡大姐并没有因此消沉，忍着心中的悲伤，以超脱的心情面对现实。至今她还记得她和自己爱人临终前的对话：“手术初期，因为十分痛苦，所以他说不想活了。我说‘我们结婚时曾经彼此承诺终此一生，无论富贵贫乏，健康或疾病，我们都要常相厮守，互相照顾，如果你先走了，我怎么办？你不可以死的。’他答应并且尽其所能与病魔搏斗，直到有一天，在他心宁神怡的时候，他平静地说：‘我想如果我比你先死，你将怎么办？’我说：‘所以你不可以死，要和我做伴。’他默默不语。后来他大概想通了忽然对我宣布：‘我要先回家了。’我说：‘你现在已经在家了，还到哪里去？’他说：‘我要去见天父。’我说：‘你去了，我怎么办？’他说：‘你慢慢才去’，日后在天堂重聚。”
    
    如今的蔡大姐以一颗平常的心乐观快乐地生活着，尽管病魔曾经也纠缠着她。“我的生活可以说是随心所欲，不会说这个东西可以对人有启发，还是对我来讲是非常有意义才去做。我心里藏有喜乐。我腰子（肾）里面有肿瘤，手术切除后到底会不会复发，我有检查，但是我也不担心。我没有去手术以前，人家说你晓得腰子（肾）里面的那个肿瘤是恶性的吗，我说我知道，他说你知道，为什么你还那么开心呢，我说不开心又能怎么样啊？所以我说我愿意做一个平凡的人，平平凡凡循规蹈矩，让那些有才干、有才华的人来领导做大事情，我们给他配合。假如每个人愿意做平凡的人，愿意付出，让那些有才干的人去领导运筹，现实社会就不会争斗了，就可以平平和和喜喜乐乐地过一生。我们所要求的不就是为了要快乐地过一生吗？”
    
    三
    
    抱着做一个平凡人的生活态度，早在先生在世时，丁氏夫妇已是淡泊名利、自奉简朴。然而基于教育是富国兴邦之本的思想，在开创事业刚有所成就时，丁氏夫妇就不遗余力地支持着母校的教育建设。除了在母校设立基金和捐建楼房外，作为厦大泰国校友会的首任会长，蔡大姐还非常注重在海外对母校进行宣传，“我刚刚到泰国去的时候，那个时候泰国校友会大概还有10个校友。后来我在报纸上看到函授的学生有一个函授的校友会，所以我们就想办法去找那些函授的校友一起来联络组织一个校友会。我们这样下来，现在目前有八十几个，差不多也有100个了，多数都是函授的。我们本科生都老了，现在能接起来的就是函授的，所以我们也很努力在替学校招生，看看有没有办法招一些年纪轻的一代到厦门大学去。80周年校庆的时候，我的儿子女儿两家都去了，我女婿看到厦门大学，就觉得，厦门大学不错啊，他就决定要在厦门大学招考，要收职员，所以我就给他推荐了两个。”
    
    在商场上经历了风风雨雨的蔡大姐深知人才对企业和国家发展的重要性，举凡国内需要出国留学的学生，只要找到了蔡大姐，尽管与这些学生素昧平生，但蔡大姐都会义无反顾的为他们作经济担保。“我所担保的人都是我不认识的人，是朋友的朋友的孩子的怎么样来的。他就说，他有一个机会可以到美国去，现在就需要经济担保，但是有困难，问我可不可以给他担保一下。我想，一个人一生很少有机会可以到外国去念书，我应该帮他一下忙，假如我不帮他一下忙，他一生一世失掉了这个机会，或许这样的机会就不会再来了，对他来讲真是很可惜。但我所担保的人也没有一个来连累我，我相信我们中国人在国外是很争气的。”
    
    在和蔡大姐这段时间的接触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豁达、开朗、随和而又仁慈的新女性形象。不管是在泰国的家中、在返乡祭祖途中、还是和老同学漫步在厦大的校园里，蔡大姐的脸上始终挂着谦和的微笑，并不时地妙语联珠，把快乐和喜悦传播给周围的人。在拍摄的过程中，蔡大姐一直开玩笑地要求我们不要把她的皱纹拍出来，她说她才四十几岁。每当这个时候，我们都会为她的幽默开怀大笑。
    
    蔡大姐今年已年近八旬了，但是她诙谐地告诉我们，她的目标是要活到150岁，还邀请我们，到那时候再以朋友的身份来泰国看望她，我们真诚地期待着这一天。
    
    (原载《泉州晚报·海外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