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国际社会，综合国力竞争的焦点无疑是科技竞争，而科技竞争的核心又是人才竞争。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关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实际上也意味着确立了通过知识精英带动经济增长和国力提升的导向。

　　一、科学技术领域

　　纵观中国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国近百年来的先进科学技术主要掌握在广大留学生手中，毫无疑问，中国现代学科体系的创建主要应归功于留学生群体的努力。清末大规模留学运动主要是以日本为师。庚款留学所带动的留学欧美在“科技救国”及“工业救国”下进行，他们选择欧美社会为现代化的典范。稍后的留法及留欧和留俄选择了苏维埃现代化模式。改革开放后，新一轮的大规模留学在“科教兴国”的旗帜下展开，这些留学生又积极地选择促进市场经济体制和法制的完善。因而，有学者认为，留学生的代代相传，左右着中国的社会转型。

　　当然，海外人才的独特作用还是首先突出表现在科学技术领域。据统计，在1955年中国科学院首届172名学部委员(不含哲学社会科学部)中，有158位是留学回国的专家学者，占92%。在获得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23人中，留学回国的专家学者就有21人。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为跟踪国际科技发展、缩小国内外科技差距，先后推出了“863计划”(即“国家高技术发展计划”)和“973计划”(即“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这两个计划的首席科学家、课题组长，绝大多数都是改革开放以后的留学回国人员。

　　从2006年1月9日全国科技大会发布的2005年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情况看，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项目的第一完成人中有73.7%是海外回国人员，国家技术发明奖和科技进步奖项目也达到30%左右。他们中很多人已经成为中国科研领域的领军人物。一代又一代的海外归国人才为使中国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们的成就同时又是中国借助海外人才加速自主创新的鲜明例证。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海外人才还在引领我国科学技术国际化，促进国际交流合作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成为国际交流合作的助推器和催化剂。以国际科技合作论文为例。大约与中国提出“科教兴国”同时，也就是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中外合作在国际期刊上发表的论文开始持续快速增长。据中科院国家图书馆“世界科学中的中国”系列研究报告显示，中外国际合作论文1996年为3017篇，2005年为15069篇，十年间增长了5倍，呈快速增长态势。特别是2001年至2005年以来，中国每年约有1/4的论文为国际合作论文，其中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韩国是与中国合作发表论文最多的8个国家。

　　在这8个国家中，旅居海外的中国学者和华人科学家作为其所在国的代表或参与者与中国科学家进行合作已是普遍现象，笔者称之为中外科研合作中的“华侨华人现象”。在中美合作论文中，根据对基础科学领域的100种期刊3603篇中美合作论文进行的调查，有72.3%的论文中至少有一位作者是在美国工作的中国学者或华人学者。在中日合作的论文中，这一比例为47.5%，在中澳、中加合作的论文中，这一比例都在50%以上。此外，完全由中国国内学者和海外华侨华人学者合作完成的论文也在稳步增长。美国和加拿大的这一比例最高，分别占15069篇论文中的39.4%和38.2%。这一数据说明，美国和加拿大的华侨华人学者不仅在与中国的国际合作中表现得非常活跃，而且还具有一定的独立合作能力。在中美、中英和中德的合作论文中，“华侨华人现象”增速尤为明显。工程技术领域是中外科学合作中“华侨华人现象”的活跃和优势领域。

　　更令人关注的是，除英国外，以两栖(即在中国国内科研机构和国外科研机构同时受聘任职的华侨华人科学家)身份署名的论文均在50%以上。这从一个层面说明，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各有关部门出台的一系列吸引海外高层次留学人员以多种形式为国服务的政策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在中外科学合作中，美国的“华侨华人现象”最为突出。中美科学家合作撰写的论文在2005年达到5722篇，占当年中国国际合作论文总数的38%。其中，中美在医学领域的合作论文最多，达20.8%，其次是工程技术、物理学和生物学，分别为18.6%、16.8%和14.2%。物理学和生物学是基础科学领域中中美合作比较活跃的两个强势学科。这些数据反映出在现阶段的中美科学合作中，华侨华人高层次人才与中国的合作是主流。这与在美中国学者和华人科学家的数量是分不开的；而在美华侨华人高层次人才的数量又是由改革开放以来美国始终是中国学生出国留学的第一大目的国这一情形决定的。

　　据美国2006年发布的统计数据，中国在美国的研究生已经从1987年的2万人增长到2004年的5万人；1983年至2003年间，有3.5万中国留学生获得了美国的科学与工程博士学位。另据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统计，截止到2003年，在美的华侨华人博士共有6.25万人，其中至少有1.9万名35岁以上的博士学位获得者在美国的科研与教学机构工作。有了这样一个群体，华侨华人科学家在中美科学合作中发挥积极的促进作用也就在情理之中了。同理，与中国合作发表论文最多的8个国家与中国近年来出国留学的主要目的国也是几乎一致的。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随着中国在全球事务中扮演的角色日益重要，除了高科技人才之外，中国还需要熟悉国际规则、与洋人打交道经验丰富的人才，这使得大批新兴的民营企业、出口型的中小企业以及越来越多参与国际竞争的国有企业，特别是在海外上市的企业，对拥有海外学历和经历的国际化人才求贤若渴。

　　二、“软实力”建设方面

　　随着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明确，“软实力”的建设也越来越清晰地成为中国涉外事务主要的着力点。

　　“软实力”须以“硬实力”为基础，但是“硬实力”未必形成“软实力”。软硬实力的转换过程，正是海外高层次人才及广大华侨华人可以充分发挥其独特作用而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就政府层面而言，公共外交是推动“软实力”建设不可或缺的工具。因而，进入新世纪以来，公共外交越来越成为中国全方位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共外交承担着向世界说明中国，帮助国外公众理解真实中国的任务。帮助世界充分全面了解中国，让中国最大程度、最接近真实地展现在世界面前，让国外公众信服地接纳中国。侨务部门的工作对象—华侨华人则是中国公共外交，或者说“软实力”建设中一道独特而亮丽的风景。

　　海外高层次人才和华侨华人对于中国软硬实力转换的独特作用，是由其自身的素质和特点决定的。海外高层次人才和华侨华人既是国家“硬实力”的载体，如投资经商等经济活动；也是国家“软实力”的载体，如传播和传承中华文化。在政治上，他们是国家影响力的直接外延，可发挥“民间外交”的作用，增强中外的沟通与交流，通过“院外游说”、新闻媒体、各种自发活动等，以直观的效应，实施政治影响力；在经济上，他们通过外贸经营、金融投资和企业生产等多种形式，对当地的经济发展起到直接影响；在文化上，他们通过中文教学、歌舞音乐、影视娱乐、餐饮服饰、工艺美术等，影响当地的社会文化。这些影响既是直接和直观的，又是潜移默化和润物无声的；既符合各国已有的法律法规、游戏规则，又合乎诸如人权至上、跨国主义、公民社会等国际流行思潮。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文化是“软实力”的核心组成部分，一国的文化越是具有全球普及性，它就越能够建立起有利于自己的国际行为准则和制度。移民及其后裔寻根问祖的天然意愿，坚守和传承自身文化的固有心态，一方面可能会导致像美国这样的移民输入国国家特性面临挑战(近年来以塞缪尔•亨廷顿为代表的美国思想界出现的对移民问题的主要质疑)，另一方面其实是移民输出国“软实力”的突出表现。对于侨务工作来说，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是侨务资源可持续发展的源泉和动力。

　　总之，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到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从科教兴国战略到人才强国战略，从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到科学人才观，从招商引资、技术引进到创新型国家建设，从“和平发展”到“软实力”建设，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一以贯之通过知识精英引领中国社会发展的理念，以及海外人才在中国的重要地位和特殊意义。随着中国现代化建设进程的不断发展，中国对海外人才需求的层次和规模仍在不断提升和扩大。(侨务工作研究)

　　(作者：程希 系中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