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副主任、华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何亚非的新书《选择：中国与全球治理》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外交部前部长李肇星、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袁明为该书作推荐序。
《选择：中国与全球治理》是国内第一部系统梳理中国与全球治理的著作，从政治、经济、金融、文化、新媒体、非政府组织、国际移民等多个视角着眼，全面观察和剖析全球治理问题的历史、现状和改革，特别关注二十国集团(G20)机制的作用和发展，提出中国应把握机遇、迎接挑战，积极参与、融入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和转型，并在其中发挥建设性的引领作用，将中国国家利益与国际社会共同利益有机融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全书共分上下两编，分别从“全球治理”和“中国与全球治理”两个方面进行阐述，内容涉及“中国梦”与全球治理理念，“一带一路”与周边区域治理等热点话题，可谓是一部深入分析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战略格局和国际关系发展变化的前沿性全球治理佳作。
作者何亚非在外交系统工作多年，曾任外交部副部长，长期主管中美关系和多边外交工作，亲身见证和参与了许多重要外交事件，是一位有着三十多年一线工作经验的资深外交家，对重大国际问题有独到见解，对尖锐问题不回避。全书从讲述20国集团创立的“亲历记”到献策“今后二十国集团怎么办？”，既有学者的睿哲思考，又有历史见证人的情景还原。
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在读到该书时评价说：“作者对于全球治理及中国历史位置之洞见，实在是令人深省——此等修为与见底在中国学界、政界凤毛麟角”。
李肇星在阅读此书后亦感触颇多。他在推荐序中指出，本书提出和收集的点子涉及广泛，要害则是各国都要爱和平、讲公道、干好事，作者结合自己的经历，以走和平发展和可持续发展道路的最大发展中国家中国为例，诠释了这一简明纯朴的主张，“如果各国，特别是大国，都践行这一理念，天下肯定不会像今天这么乱，发展中国家的人均收入肯定不会这么低，各国人民肯定会更团结快乐，地球肯定会更适宜于人类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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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怀着对和平与正义的热爱，探讨在不该有什么“世界警察”、“世界政府”、“世界老大老二”的情况下如何改善全球治理。
《选择：中国与全球治理》提出和收集的全球治理策略涉及广泛，要害是各国都要爱和平、讲公道、干好事。作者结合自己的经历，以走和平发展和可持续发展道路的最大发展中国家中国为例，诠释了这一简明纯朴的主张。
——外交部前部长 李肇星
全球治理，核心是一个秩序问题。中国人应当贡献什么样的经验、智慧、气度与担当？亚非同志这本著作，应时而生，正当其时。他亲身经历过G20的创立，参加过多边和双边的许多重要国际谈判，结识过当代国际战略圈内许多重量级的人物，做过很多关于国际政治、经济问题的深入调研。现在，他把这些故事写出来，并放到“全球治理”这个更大的时代框架里加以归类和分析，让我钦佩。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袁明
通过更加有效的全球治理模式来解决全球性问题，已成为全球的共同需求，的确如作者所说，“这是中国的历史选择，也是历史对中国的选择”。作者对于全球治理及中国历史位置之洞见，实在是发人深省——此等修为与见地在中国学界、政界凤毛麟角。
—— 澳大利亚前总理 陆克文(Kevin Rudd)
精彩段落
亲 历 二十国集团峰会升格为全球治理主要平台
2008年是现代中国历史的转折之年，其主要标志有三：一是中国成功举办了举世瞩目的北京奥运会；二是中国政府和人民齐心应对四川汶川大地震；三是中国参与二十国集团峰会并发挥了关键性作用。
2009年则是现代全球治理的转折之年，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机制改革中的命运发生重大变化。笔者有一段经历可以从一个侧面折射出这种转折性变化。
那是2009年8月的一个夜晚，德国金融中心法兰克福。烈日消退，凉风徐徐。二十国集团成员里中、美、英、德、法五国协调人(Sherpa)各带一名随员，不事声张地来到德国中央银行总部一间临时布置的餐厅，共进外交上称为“不存在”的晚餐。
美国现任贸易谈判代表弗罗曼和英国英格兰银行副行长考勒利当时分别是美、英二十国集团峰会协调人，专程飞到法兰克福。我是中国的协调人，“凑巧”在法兰克福出席3+3 (美国、俄罗斯、中国加英国、法国、德国)和欧盟关于伊朗核问题的磋商。大家对外就说是几个协调人碰巧在一个城市，相约一起吃顿饭。说它 “不存在”是外交上常用的托词，因为大家都不想大事声张。
外交官碰在一起吃饭是常事。老百姓说外交就是“吃吃喝喝”也有一定道理。但是吃饭、喝咖啡什么的往往是表面现象，真正的文章做在吃饭外，是谈话的内容和对象。就像媒体人常说的“内容为王”。
法兰克福这顿晚餐朴实无华，地地道道德国人的做事风格。五位协调人稍事寒暄便围桌而坐。先是蔬菜加羊奶酪沙拉，主菜牛肉与鳕鱼任选一款，德国莱茵河畔红葡萄酒为佐菜。 晚餐上谈什么呢？长话短说。当时二十国峰会已经在华盛顿和伦敦开了两次，效果不错。各国都觉得用这个机制来协调国际经济事务可能是个理想的平台。然而，西方国家有七国/八国集团，发展中国家有金砖国家组织，还有G8+5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领导人的非正式对话。下一步怎么办？哪个平台更加适合大国协调全球经济事务？这是各国都在思考的问题，也是这次五国协调人在法兰克福想探讨的问题。因为涉及全球治理机制的改革和未来，牵涉面广、复杂敏感，所以几个大国想私下探讨一下。
问题集中在是否需要把二十国集团峰会确定为全球治理的主要平台。如是，那么二十国集团与七国/八国集团在全球治理机制中的关系又如何处理？
这件事我与美国的弗罗曼和英国的考勒利有过初步讨论。三国出发点可能有所不同，但都认为，这次世界金融危机表明，七国/八国集团难以承担管理全球经济事务的重任，应该由二十国集团取而代之。当然全球治理机制调整需要时间，需要掌握火候，以何种方式取代、什么时候出手，都需要斟酌，以求“水到渠成”，事半功倍。
五位协调人取得基本共识后，讨论就集中在2009年9月美国匹兹堡峰会领导人宣言中如何表述未来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架构。“细节决定成败”，具体文字表述是关键所在。英 国外交官在这方面最拿手，这与英语是母语又是国际谈判主要语言有关。
经英国协调人考勒利多次修改，五国就措辞达成共识并准备提交领导人审议，即“二十国集团取代七国/八国集团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主要平台”。
另外五国协调人还达成君子协定，七国/八国集团今后不再在二十国集团峰会前讨论全球经济问题，以此来给二十国集团峰会定调，G8+5机制也随之解散。当然七国/八国集团后来并未完全遵守君子协定，还是我行我素。这再次说明全球治理机制的改革和调整还面临各种阻力，行动起来确实需要时间。随后在美国匹兹堡峰会上，作为领导人宣言的一部分，五国的初步共识部分审议通过。
作者简介
何亚非，男，汉族，1955年3月出生，浙江宁波人。北京外国语学院研究生毕业，曾在日内瓦国际关系学院学习。曾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参赞，外交部军控司副司长，驻美国使馆公使衔参赞、公使，外交部美大司司长，外交部部长助理，外交部副部长，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大使。现任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副主任、华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中国侨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