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梅抚养权案过程

　　-1999年2月23日正在亚里桑那大学就读的贺绍强因被指控性侵犯而面临着棘手的法律和经济问题。随后，贺绍强夫妇签署临时协议，把出生仅3周的女儿贺梅托付给白人夫妇贝克一家抚养。

　　-2000年贝克夫妇不再同意贺绍强探视贺梅，双方发生冲突，贝克夫妇认为贺绍强夫妇遗弃贺梅，要求儿童法庭剥夺贺氏夫妇抚养权。

　　-2004年5月12日孟菲斯地方法庭的一位法官作出判决，宣布终止贺绍强夫妇对女儿贺梅的父母权，让贝克夫妇继续抚养贺梅。

　　-2005年11月23日孟菲斯巡回法院作出判决，维持地方法庭判决。

　　-2006年4月田纳西州最高法院接受了贺绍强夫妇的上诉申请。

　　-2007年1月23日田纳西州最高法院将贺梅抚养权判给贺氏夫妇。

    “之前参与审判的人应感到羞耻”

　　“其实这个案子再简单不过了，就是一对父母要求要回自己的孩子，现在要回来了，仅此而已。但我在贺绍强的律师那里看到的卷宗，叠起来比我还高。”美国《侨报》驻洛杉矶记者蔚宇告诉记者。她接到采访“贺梅案”的任务后，在孟菲斯待了3天，交出了9000字左右的稿件。

　　不了解寄养协议是贺家的失误

　　1999年2月23日，罗秦第一次把贺梅送到贝克夫妇手里时，她不会料到这一送，会惹来一场长达七年的麻烦。

　　贺绍强当时被控性侵犯一位华人女性，丢了工作。妻子罗秦刚生下小贺梅不到3周，这个家庭就面临断炊的窘境。为了腾出时间找工作，贺绍强夫妇与当地的贝克夫妇签了一个为期3个月的临时协议，把贺梅寄养在贝克家。

　　“当地有一个专门到中国领养孩子的父母圈子，都是医生、律师等工作体面、收入又高的美国人，贝克夫妇没有孩子，但因为他们是做生意的‘暴发户’，不容易进入这个圈子。所以他们从1998年就在当地领养孩子的中介机构登记要领养孩子，到1999年才排到他们。”蔚宇说。

　　孟菲斯天主教会向记者证实了贝克夫妇是他们的“客户”之一。一位叫Dianne的工作人员称天主教服务处寻找合适的领养对象是基于对被收养家庭的倾向和收养家庭的环境的考虑。但由于对当事人隐私的保护，Dianne拒绝透露贝克家的任何情况，也拒绝说明在当时贝克一家是否最适合领养小贺梅。

　　临时协议规定的3个月过去了，罗秦打算把贺梅送回重庆老家由母亲抚养，并为孩子办了护照。但一时间找不到回国的朋友帮忙。而这时贝克夫妇提出由他们出钱为贺梅重新购买一份“富人”的医疗保险。“他们对贺家说贺梅原来的保险是穷人的保险，不全面。你知道，父母都是爱孩子的，他们就答应了，并且签了一份寄养书，就和把孩子送回重庆要签一份寄养书一样，只是暂时交出监护权而已。”蔚宇说。

　　1年后，贺绍强的性侵犯案被判无罪。当夫妻俩去贝克家领回孩子时，却被告知不得见贺梅，也不能把贺梅领回去。只有高中学历的罗秦，当即哭昏在地，贝克夫妇叫来警察，说罗秦有精神病，不适合做贺梅的母亲。

　　随后贝克夫妇以贺氏夫妇遗弃贺梅为由，向地方法院要求剥夺贺氏夫妇的抚养权。

　　一纸寄养书，是否能说明贺氏夫妇主动放弃了贺梅？因为没有明确的法律，地方法院两次都站在了贝克夫妇这一边。直到最终最高法院的彻底改判。在1月23日田纳西最高法院长达20页的判决书中，用“negate of duty”(“失职”)来表述孟菲斯地方法院和青少年法院的法官、书记员、律师、心理医生。这些专业人士的做法，直接导致了“贺梅案”延至7年。

　　没有陪审团地方法庭法官作用独大

　　2000年第一次审判开始时，贝克夫妇就向法庭提出不要陪审团参与审案。“因为这个案子牵涉到‘人’的问题，当事人贺梅又是个孩子，孩子是无辜的，也没有办法为自己说任何一句话，通过专业人士来判，公正的可能性更大。当时大家也都这样接受了，但是没想到是这样的一群人……”蔚宇说。 

    DNA测试是对贺氏夫妇的侮辱

　　翻阅前两次审判的记录，会发现许多被法官采信为“证据”的说法其实很可笑。“贝克家的律师在法庭上说罗秦要把贺梅送到每月只有25美元生活费的重庆，贺梅会饿死，还说他们现在不止一个孩子，贺梅又是女孩子，一旦回到大陆，会被绞死。”蔚宇说着说着自己忍不住笑起来了。

　　“贝克夫妇急着要赢官司，他们在庭审现场怎么说都行，但是这个涉及到另一个国家国情的言论，与案情毫无关系，也被法官当作‘证据’写到判决书里，我觉得很难以想象。难道人们可以自动选择祖国？”蔡金良说。

　　在第一次审判中，法庭要求贺氏夫妇做DNA测试，因为怀疑贺梅不是他们的女儿，并且法官承诺，如果他们通过这个测试，就让他们见女儿。

　　“这是对当事人的极大侮辱，在美国，只要是婚姻内的子女，父母没有义务向任何人解释孩子是哪里来的。但是罗秦还是去做了这个检测，但结果呢，根本没见到贺梅。”蔚宇说。

　　在孟菲斯地方法院，有一位法官站在贺氏夫妇一边，却被调离了。

　　地方法庭指派的心理医生并未与贺家见面

　　“我们交了5000美元的钱，被告知是给心理医生的，但是我们到现在都没见过前两次审判时的心理医生。”贺绍强回忆，当时在前两次开庭中，心理医生都作证说贺梅如果回到父母身边会受到伤害，因此要永久剥夺他们的父母权，不让孩子和父母见面。而事实是，这位心理医生并没有见到贺梅与亲生父母的接触就给出证言。

　　这次最高法院的审判有两位心理医生，一位白人，一位黑人。最后这两位心理医生做出了和之前截然相反的证言，说孩子与亲身父母生活在一起是好选择。

　　最高法院的判决下来之后，孟菲斯地区最大的媒体《孟菲斯商报》在当天的评论员文章中说，之前参与审判的人，都要“感到羞耻”(“feel shameful”)。

　　“这句话是很‘powerful’的，我再没有见过比这更强烈的字眼了。美国人是很讲面子的，现在这么多人在当地的主流报纸上被这样说，真是找个地洞钻进去都不为过。”蔚宇说。

    前两次判决被种族歧视所左右

　　“贺梅案”早就不仅仅是华人的事了。当地的黑人团体，黑人教会、朝鲜人、日本人、越南人、广东老华侨后裔……全部出动了。

　　“当我和当地其他少数族裔的负责人说起‘贺梅案’，大家都非常有共鸣，也都很帮忙。我们都是少数族裔，我们知道在孟菲斯，美国南部，种族歧视意味着什么。”蔡金良说。

　　在记者采访与此案有关的人时，“种族歧视”是绕不开的字眼。蔡金良告诉记者，之前在当地西班牙语族裔中也曾经发生过类似“贺梅案”的官司，但在地方法院就被纠正了。不像“贺梅案”闹得这么大。

　　为什么“贺梅案”到了田纳西最高法院才会得出这样一个完全推翻地方法院的判决？

　　“其实说白了也很好理解。地方法院，包括青少年法院的法官都是选民选出来的，而最高法院的法官是州长推荐的。如果是选民选出来的法官，那么自然要按照大多数选民的意愿来办事，其实并不真正独立于地方政治。而在孟菲斯或者说田纳西州，可以说持有种族歧视观点的白人比其他地方都多。只需要看看法庭对待贺家的态度就知道了。歧视从经济地位，到国家背景，到文化程度，无处不在。”

　　孟菲斯是个有故事的城市

　　臭名昭著的“3K党”的发源地，1968年马丁路德·金就是在这里遇刺身亡。

　　蔚宇在这里接触了一些参与了前后两次庭审的人。“都是与贺家素不相识的人，在法庭上哭的晕过去了的都有。所以我在稿子里说：很多的团体，花费了无限的时间和精力在帮助贺家。”

　　在孟菲斯用了三天时间做完所有采访后，蔚宇在临走之前来到了马丁路德·金的博物馆。

　　“我在里面哭了2个小时。我看到黑人争取平权这条路，一步一步走过来有多么的不容易，一个个夏天的步行，一个个黑人串连，多少个失踪的黑人，拿着名单一个个对。当时的黑人面临的是大屠杀，几万黑人就这么没有了。在那种情况下他们还是挺过来了，而且确实拿到了平权法案。给中国人也带来好处。”

　　“如果我有时间和精力的话，我要把他们的事情推到好莱坞去拍一部电影。来美国10年了，第一次接触到这种能够进入到美国社会各个环节的案子——关乎伦理道德，司法体系，并且挖到人心的最深处。”蔚宇说。

  “贺梅法案”开始酝酿

　　1月25日，美国田纳西州众议员候选人哈德威(G.A.HARDAWAY)准备向州议会提交名为“贺梅法案”(“ANNAMAEHEACT”)的提案，以健全目前田纳西州的法律，确保亲生父母权及领养的父母权不再受到不必要的干扰。

　　这个目前尚在酝酿中的法案，会交给参众两院的专业律师起草为成文的文件。如果能在参众院得到大家的支持，州长签字后将成为田纳西州第一部用华人名字命名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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